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就由多样性文明构成，世界历史即是各个文明共同演进的历史。从全球文明史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理解文明多样性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采集与狩猎社会走向农耕社会。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物质条件改善，精神财富不断积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和国家组织，早期人类文明中心随之出现。各文明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在宗教、哲学、伦理、政治秩序等精神文化领域实现“突破”的同时，发展出不同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文明观念，为理解当代文明及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文“文明”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便有使用，从中可以窥见中华传统文明观的基本内涵。先秦“文明”概念中，反映良好道德修养的“文德辉耀”及秉持“中正之道”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涵。此外，先秦文献中的“文明”概念也包含“文治教化”和“天人相应”的观念。先秦时期的文明观在中国历代得到传承。这些“文明”的用法，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观中强调文德教化、和同于人、天人和谐的思想。

印度思想家泰戈尔说：“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梵语词‘达摩’与‘文明’一词的词义最为相近。”“达摩”一词用以表示一种高于国王的宇宙力量，成为婆罗门教规范人们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观念和法则，并为后来兴起的佛教、耆那教、印度教、锡克教所沿用，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来界定印度“文明”的核心概念，蕴含着古代印度文明观。在古代印度种姓制度背景下，“达摩”具有维护等级社会的作用，因为它强调每个种姓都必须按照“达摩”的要求行动，尤其是遵守种姓义务和规定。

从词源角度来说，西方历史中的“蛮族”早于“文明”概念而出现。希腊语中虽然没有“文明”一词，但作为与“野蛮”相对应的观念却已然产生，并且成为后世西方文明观中的重要内涵，“野蛮”作为一个孪生概念始终与“文明”相伴随。

在巴勒斯坦地区产生的犹太教，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基督教，也是现代西方文明观念中强调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想来源之一。基于犹太历史及其一神教信仰而带来的自我与他者二元思维，一直持续到现代。不仅如此，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具有渊源关系，二元论通过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体现出来。

在古代世界中，不同文明中心的思想家都有各自心目中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并且通过相关概念反映出来。这些概念及观念反映了不同思想家在自身社会取得一定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之时，不约而同地提出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共性思考，其间差异则体现了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质与文化个性，是理解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多样性和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文化基础。

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现代西方史家往往描绘出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连续性发展系谱，然而，这个文明系谱与发展图式只是为了强化西方认同的历史建构，实则与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例如，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到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文化的断裂。西方文明系谱中的古典文化传统，其实是借文艺复兴重新建构起来的。这种历史的断裂通过西方的“现代”概念体现出来。

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与欧洲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它从一个用于表达新旧时代变化的形容词，最终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演变成一个用以概括新社会特征的名词。此后欧洲社会学家在描述欧洲社会变迁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一概念，将他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与之前的社会对立起来，以体现出欧洲社会的“现代性”。“现代性”阐述不仅为西方文明优越论提供合理性，也为其他地区的“现代化”便是“西方化”的命题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西方的文明—野蛮对立观念，由基督教继承下来，并且到19世纪发展成为明确的“文明—野蛮”话语，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成为理解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线索。19世纪，西方“文明”概念随着欧洲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西方所主导的“文明—野蛮”话语在国际政治中产生广泛影响。19世纪西方的文明观，是以西方优越论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

西方“现代”观念中的“传统—现代”二分法，以及“文明”观念中的“文明—野蛮”二分法，将西方国家置于“文明、发展、进步”的引领者位置，将西方文明及其现代性作为世界发展方向，体现出以“西方化”为取向的一元现代性观念，给20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打上浓厚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因此，从西方文明进程中的文明观及现代性观念可以看出，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表面上是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国家提供发展的理论工具，实际上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具有自身特点，最为明显的是保持了历史连续性。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文明观，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构成了近代中国文明观的思想底蕴。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西方文明观传播到日本和中国。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文明观的嬗变。晚清民初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文明”，是一个代表物质与精神进步的概念，但在文明等级观影响下，以西方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标杆，基本上接受了西方对中国“半文明”的定位，因此主张向西方学习，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正是在此文明观影响下，西方被视为“现代化”楷模，而中国则是一个“停滞落后”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有关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和新视野，由此促发了中国文明观的第二次嬗变。尤其是1949年之后，中国在传承既有文明观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观。它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之上，因而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

马克思作为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亲历者，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马克思还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克服了西方文明观中的二元论，使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非西方世界各民族，不再作为“野蛮”的他者而被排斥于“文明”之外，而是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切文明成果的共享者。当代中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基础上，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明观，最终促成新型文明观的形成。

当代中国的文明观及现代化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传承先秦以来传统文明观中的思想资源，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形成的。新型文明观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的缺陷，着眼于全体人民共享文明成果，同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之相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极大丰富世界现代化思想，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的现代化之路，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古代世界形成的文明观成为现代世界文明观的基础，而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同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现代化观念，充分表明不同文明及其观念影响下走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当代中国的文明观不仅具有超越西方文明观的思想条件，而且具有着眼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因其为人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而具有世界意义。